2月26日，美国国家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Dr. Nancy Messonnier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坦称：现在已经不去考虑新冠状病毒是否会传播的问题，而是担心它什么时候会开始扩散，以及这个国家到底将会有多少人会患上这种致命的疾病。

资本市场哗然。道指在2月24日-2月29日单周暴跌12.4%，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周二美联储在盘中宣布紧急降息50个基点，周三民主党初选靴子落地，拜登胜局已定，在多重利好加持下，道指仅仅反弹了6.6%就掉头向下，两日内回落4.5%，3月2日-6日全周收涨1.8%。市场信心极度脆弱。

然而CDC还在玩数字游戏，3月3日宣布停止公布全国检测人数，只用yes和no来反映该州有无确诊。投资者目前核心问题是疫情到底还是不是“可防可控”？本文引用了部分美国科学界的未发表文献和数据，帮助大家理解美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这些研究的结论还未经过同行审阅，只构成参考建议。

痛失早期良机

美国CDC在疫情早期的表现可以说是零分：滴滴车神辅助、滴滴飞龙在天辅助、滴滴出租车辅助抢单

1）美国CDC一直坚持非常严格的检测对象标准，必须有受疫情影响国家旅行历史或者与确诊感染该病例有密切接触的患者。

2）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后，美国CDC就开始研制自己的试剂盒，并向州和地方卫生实验室发放了数百套，然而这套检测试剂盒竟然有“实验结果不可读”的生产缺陷。最后又将这些试剂盒寄回亚特兰大总部检查问题。

3）COVID-19的病毒基因全序列公布后，找到特异性片段，做出检测试剂盒并非一件高技术难度的事。美国的生物医药技术如此发达，搞定试剂盒轻而易举。然而CDC一直没有开放“自行生产试剂”的权限。

迟缓的应急措施引起了舆论的强烈批评。美国全国护士联盟甚至开了一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公开阅读了一位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匿名护士来信，控诉疾控中心拒绝让她接受核酸检测。纽约长老会医院的McCarthy医生在CNBC的节目中愤怒地批评道“直到现在（3月2日），我都没拿到检测试剂盒……简直是国家丑闻”。

零零总总的侧面似乎表明政府并不愿意过多地向公众展示实际的感染数量，但拖延的代价是错过了在早期控制住传播链的最佳时机。正如Kurt Campbell（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在谈话时所提到的：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为我们争取了时间，但我不太确定我们是否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CDC终于宣布更改冠状病毒检测标准，允许临床医生对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同时CDC已授权六个公共卫生实验室进行独立检测。于是我们终于看到从3月份开始，美国的确诊数量开始上升。

截止3月7日美国早晨，全美已经确诊308个案例，分布在28个州，死亡17人。

但是这个数据距离实际情况还有多大的距离？McCarthy医生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当我们看到星星的时候，我们只是看了个它几百万年前发出的光，星星本身早就不在那里了。”

失控的传播链

华盛顿大学的流行病学副教授Trevor Bedford，曾分析过1月19日美国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毒样本基因，为我们构建了一条可能的传播链。

华盛顿首例WA1：华盛顿州Snohomish县，35岁男性，曾在中国武汉探亲，1月15日返回华盛顿州，在返美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咳嗽，并有些发热症状，第三天由于症状仍未缓解，1月19日到当地的急诊诊所，之后确诊为美国首例。

这名病人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患者在病情急剧恶化后，出于同情用药的原则，医生为患者使用了一种尚未获批的新药，也就是大名鼎鼎的Remdesivir，用药后病情得到显著缓解。这也成为中国引入Remdesivir临床双盲实验的契机。

有趣的是WA1与福建案例Fujian/8/2020极为相似，而这位福建患者也曾到过武汉。因此WA1和Fujian/8/2020可能来源于同一个祖先。

华盛顿第二例WA2：华盛顿州Snohomish县，2月29日发现一位社区传播患者。所谓社区传播是指患者没有到任何已知的出现病例的地区旅行，也没有和任何已知感染的病例接触过。

通过病毒的基因检测，Bedford发现WA2和WA1非常相似，除了WA2还有3个额外的变异。而且WA1和WA2在18060位点上有相同的变异，而中国COVID-19病毒基因库中的59个样本中只有2个在同样位置有变异。这意味着WA1很有可能是WA2的祖先，他们可能来自同一传播链。

WA1从1月19日起就被隔离了，说明患者在15-19日之间已经传染了给了其他人），中间经过1个多月的多次传播，最终传染给了WA2。中间传播者极有可能是无症或者轻症患者，而CDC早先严格的测试标准使得美国错过了在第一时间拦截传播链的机会。

随着CDC加大检测和排查力度，后续相继发现了6个相似的病毒，与WA1从属于同一族系。而中间的传播过程和传染者，已经无法追踪了。

Bedford利用简单模拟估算，截止3月5日，WA1已经传染了620人（90%置信区间为120-1600），传染人数大约每6.2天翻倍，到3月10日传染人数就将达到2000人（90%置信区间370-5000）。

而这仅仅是WA1这一条传染链。西雅图地区的第三例病毒基因WA3则是来自于欧洲。也就是说至少有两条传播链在大西雅图地区展开。

参考武汉的数据，在不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从首例病例到大规模的本地疫情爆发，只需要9-10周的时间。从美国首例病例到现在，已经过了7周多的时间，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除了西雅图地区，TX1（德州首例）、CA1（加州首例）、AZ1（亚利桑那州首例）均来自于不同的传染源。不难想象，现在有可能有数条、数十条传染链在美国同时存在，可能传染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乃至数万。而中间的传染者已经难以溯源，传播链的走向完全失控。

紧缺的医疗资源

武汉的案例已经表明，疾病大规模传播一定导致医疗资源的挤兑。美国的医疗资源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

首先看看各国的人均医疗资源。美国的人均床位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是垫底的位置，每千人只有2.8张床位，只有中国水平的2/3，日韩水平的1/5。

中国的医疗资源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根据《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披露，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9.5万张，其中医院床位8.2万张，武汉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高达7.2张。

然而并不是所有床位都能够用来收治传染病。武汉的定点医院开放床位总数在疫情爆发初期只有1万张不到，只有总床位数的约10%。随着火神山和雷神山竣工，大量方舱医院投入使用，2月15日床位数爬坡到1.5万张，也只占到总床位数的15%。2月24日，床位数最终爬坡到2.4万张，这在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网络爆料，我们可以想象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医疗资源已经被严重挤兑和透支，以至于政府不敢完全放开核酸检测。随着外省的医疗队伍支援、大量床位建设，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有相当程度地缓解，2月13日单日净增猛增到1.3万例，堪称“财务大洗澡”，也从侧面反映出医疗系统终于腾出余力。

我们以2月13日的数据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当时武汉的累计确诊为3.3万例，床位数大约1.5万张，至少需要45%的床位覆盖率维持基本运转。这个数字是武汉尽最大努力后实现的结果，这些床位需要收治和隔离各类轻症和重症患者，病人出院后床位必须要快速再次周转，同时需要配备大量的医护人员和医护设备。这意味着我们用1张床救了2个患者，再次为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医护人员的无畏奉献赶到敬佩。

Liz Specht在twitter上分享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关于医疗资源的测算，受此启发，我们按照武汉的实际情况对测算稍作调整。

全美大约3.3亿人口，床位约100万张。假设美国政府也能够投入大量资源，使得15%的床位能够用于收治患者，假设美国也能够实现45%的床位覆盖率。这意味着极限情况下，美国的医疗系统能够支撑30万的感染规模。

我们不妨保守地假设当下目前美国有2000例感染，假设6.2天的翻倍时间，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对传播加以控制，只需要45日感染规模就能达到30万。

30万只占到美国人口规模的不到1%，按照SEIR传播模型，在感染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之前，疫情的发展速度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地减慢。

由于传染病指数传播的性质，我们的测算对于上述假设都不敏感。例如美国的床位数能够再增加一倍，或者所需床位覆盖率减少一半，只需要额外的6.2天，感染数量就可以翻倍。这一次，时间不站在人类这边。

也许是出于经济考虑，也许是囿于政治因素，目前美国政府没有显示出任何停工隔离的打算。这些政治经济因素有时间可以再写一篇文章详细展开。Rick Santelli在周五的发言耐人寻味，也许或多或少了反映了美国政府面临的两难境地：

“假如让每个人都感染一下，没准也许会更好，然后一个月后这事就结束了。因为也许长期来看，是否隔离，这种病的死亡率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区别在于我们（目前）正在对全球和国内市场造成严重破坏。”